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倪维斗表示非常不解。

　　4月13日，倪维斗在西交利物浦大学举办的中英电力与能源学术研讨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IGCC已经说了很多年，唯一获批的就是华能在天津的示范项目，而这个项目也是申请了很多年，“也是刚刚批，现在还在土建。”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加上多联产，就是将煤气化为一氧化碳和氢气为主要成分的合成气，并在这一过程中脱除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然后将其用于热、电、气、化工联合生产的原料。在发电的同时，还可得到包括液体燃料在内的多种高附加值化工产品，如甲醇、甲醛、醋酸、合成氨、尿素等。

　　这种技术被认为是最具发展前景的清洁煤技术，它在燃烧前先去除烟气中的污染物，燃烧效率高，有利于综合利用煤炭资源。而且，这种方式有可能将燃煤释放的二氧化碳在多联产的一个环节中集中回收，为未来的二氧化碳捕捉和收集打下基础。

　　目前，中国有两个正在运行中的IGCC多联产项目。其中一个是山东兖矿集团的以制甲醇为主、发电为辅的项目，20万吨甲醇辅以8万千瓦的发电，已经稳定运行三年。另一个是福建联合石化的大型气、电、化工多联产环保节能项目，该项目已于今年3月顺利投产。

　　实际上，山东兖矿集团项目是科技部经费支持的“863”计划项目，福建联合石化则是包含在一个大项目之中的子项目。真正作为IGCC多联产项目拿到通行证的，只有华能在天津的示范项目。去年7月，华能天津IGCC电站示范工程开工，计划建设1台25万千瓦级发电机组。

　　倪维斗表示，在中国能源决策层的眼中，IGCC高昂的成本是最大障碍。“他们认为花这么多钱做IGCC，不如做核电站。”

　　而倪维斗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在中国核电站要建，但煤炭更是要烧的，即便是能上的核电都上了，能做的可再生能源都做了，煤炭仍然是比重最大的能源。中国不解决煤的清洁利用问题，就没法实现低碳。

　　“IGCC加多联产针对的是这么多煤怎么用的问题，不存在IGCC和核电站PK的问题。”他说。

　　目前，单纯用于发电的IGCC电厂投资是目前更为流行的超临界电厂的1.5倍以上，达到每千瓦上万元人民币。但多联产是降低IGCC成本的方式之一。

　　中国的五大发电集团都希望上IGCC项目，上海电力也在准备做一个利用石油焦（石油炼制副产品）的IGCC项目，但都未得到批准。“大家都在猜，领导到底怎么想的。”倪维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