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均能耗“赶上”世界平均水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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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人均能耗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这是一个具有合理性的结果,无须惊讶,更不该受到他人指责。但是,从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势看,不得不考虑这种变化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   中国能耗逐年上升有其必然性合理性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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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能耗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这是一个具有合理性的结果,无须惊讶,更不该受到他人指责。但是,从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势看,不得不考虑这种变化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

  中国能耗逐年上升有其必然性合理性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近日透露,目前我国人均能耗已达2.6吨标准煤/年,“赶上”了世界平均水平。对这件事,我们可以从与能耗数量有关的“绝对水平”和与能耗效率有关的“相对水平”两个角度来分析。

  就“绝对水平”而言,中国最近30多年的能源耗用数量的确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大大增加相伴随的。从1980年至2010年,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和数据,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0.02%,而世界各国平均为2.82%。可以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免于全面衰退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从经济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工业化阶段时,能源耗用总量和人均能耗都会迅速上升。1980年,中国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在全部GDP中占三分之一,而经过30多年的工业化,目前仅占10%。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1990年的工业增加值是1980年的2.49倍,2000年是1990年的3.67倍,2010年是2000年的2.92倍。这期间,中国的能源耗用也快速上升:1980年,能耗总量为6.03亿吨标准煤,1990年为9.87亿吨,2000年为15.55亿吨,2010年为32.49亿吨。

  就与能源耗用效率有关的“相对水平”而言,中国最近30多年的表现自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耗效率,一个指标是耗用千克石油当量能源所对应的GDP(按相当购买力PPP计算)。1980年,中国每耗用千克石油当量能源对应的GDP(PPP)是0.41美元,当年的世界平均水平是1.97美元,中国的能耗产出效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1%;2010年,中国每耗用千克石油当量能源对应的GDP(PPP)是4.05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是6.16美元,中国的能耗产出效率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6%,显然,差距大大缩小。从上述分析看,中国能源耗用总量和人均能耗逐年提升,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我们不必为人均能耗“赶上”世界平均水平而惊讶,对他人的指责也大可坦然面对。

  中国能耗的两个特点值得关注

  当然,当今中国能耗的两个特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第一,中国能耗明显有两个“为主”——以煤为主、以工业为主。按标准化处理折算,目前我国能源消耗中煤炭占比超过70%,而世界平均水平在30%左右;目前中国发电量的约80%依赖煤炭,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0%上下。人类的工业化时代是大量耗用煤炭的时代,后果是空气质量恶化。1980年,中国人均碳排放约1.5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从2006年起,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开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最近10年,我国工业能耗占全部能耗的比重平均在71%左右,而美国的这个比例目前在30%左右。

  在中国,上述两个“为主”还将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考虑。

  第二,我国的石油、天然气越来越依赖进口。相对于煤炭,石油、天然气是较为“清洁”的能源。从能源耗用占比看,1980年中国的石油、天然气比重为23.8%,2010年为23.4%,30年间上下波动不大;但由于过去30多年中国的能耗总量迅速上升,因而石油、天然气耗用量也迅速攀升:1980年折合为1.44亿吨标准煤,而当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生产量折合为1.71亿吨标准煤,还是净出口国;2010年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耗用量上升到7.60亿吨标准煤,而生产量为4.19亿吨标准煤,这里3.41亿吨标准煤的缺口须通过进口解决。

  “开源”和“护源”,“节流”和“提效”

  中国应对能源耗用攀升,必须“开源”和“护源”并举。

  根据有关部门测算,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1995年中国还是能源净出口国,而目前能源进口已经占到年能耗的10%以上,其中石油进口占了石油耗用的一半以上。从战略考虑,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源应立足国内生产,而要增产,必须从内陆生产转向内陆与海洋生产并重,必须积极勘探、开采和保护海洋能源。这需要在经济、外交和军事战略上综合考量、果断决策。

  但另一方面,中国未来大量进口能源也是难以避免的。随着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等地发现新的油气田,世界能源生产中心很可能由原来以中东为主,逐渐“西移”;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快速发展,又使全球能源消费中心发生“东移”——对这样的变化态势,我们也应从战略高度思考外交、外贸方针和重点。

  中国的能源耗用,必须“节流”和“提效”。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能源生产、流通、使用等诸多环节,还比较粗放和低效。“节流”主要依靠政策引导和约束,“提效”则主要依靠技术,但适宜技术的推广运用也需要政策支持。我国目前发电用煤占了全部煤炭耗用的一半,今后这个比重还将继续上升;而我国烟尘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都来自燃煤。现在国内既有发电效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燃煤电厂,又有大量燃煤技术和效率落后的电厂和供热锅炉,“提效”空间巨大。

  眼下,我国的交通运输能耗和生活能耗在全部能源消耗中分别约占8%和12%(美国约为28%和22%),从趋势看,无论这两项的总量还是相对比重,都将稳步上升。因此提升交通运输和居民生活能耗效率,意义重大,诸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适度控制私人车辆发展速度,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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