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源类企业，石油公司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拥有的战略性资源，因而资源型并购往往比其他类型的并购具有更大的战略性风险。与传统财务风险理论中风险—收益的对称规律不同，在企业战略管理实证研究中并不存在风险与收益的正相关关系，反而出现了高风险低收益的风险—收益悖论。根据公司行为理论，每家企业都有一个理想绩效水平和实际绩效水平。如果前者小于后者，企业会根据既有的方式和路径继续运作；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企业则会试图改进，从而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导致战略风险与收益间的负相关关系。

　　进行分组研究的方法后发现，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以下的企业，战略风险与收益呈现负相关，而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以上的公司，战略风险与收益呈现正相关。业内在讨论风险—收益的负相关关系讨论时提出了“战略禀赋说”，认为负相关关系可能是公司在战略禀赋方面存在异质性的自然结果，即某些公司拥有的高水平管理者、市场支配地位以及产品专利等垄断性战略资源使得公司能在维持低风险水平的同时获得高收益。这一理论正好垄契合了当前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发展现状，一方面跨国经营管理水平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以下，另一方面缺乏能够建立起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源，因而在复杂环境中进行高风险并购时，往往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投资回报。

　　对于我国石油企业的管理层和控股股东来说，由于石油行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高风险经营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和隐性成本，因此必须从战略层面充分重视对企业风险的识别、度量、应对和监控，并将风险管理活动贯彻于企业战略决策以及日常运营中。

　　战略性风险的四种主要决定因素有：产业因素、资源因素、知识因素、决策因素。基于此，我们可以把影响石油企业并购的关键因素按并购前、并购中和并购后三个阶段进行划分，以体现风险因子的阶段性特点，具体如表所示。

　　由于我国石油企业的并购并非基于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行为，更多的是体现国家能源战略的国家行为，这种非典型的市场化并购往往过分强调并购成长和海外拓展，没有与公司发展实际相结合，在“走出去”的战略布局上过于仓促。从更深层次原因来看，这主要是因为石油央企主要领导人的任命多表现为“行政周期”，而与企业的“商业周期”无关，在“行政周期”内央企领导必须有所作为，体现自身的政绩和成就，由此产生了“仓促”和“迫切”的心态与行为。因此，在机遇出现时，企业的主观并购意愿过于迫切，同时又缺乏国际化运作的并购经验，很容易对资源价格的市场波动缺乏敏感性，这种非经济因素在双方资源差距较大或者受到被收购者的抵制时更容易被放大，从而干扰正常判断。

　　近年来，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并购行为已日趋国际化，但与国际大石油公司相比，在很多细节问题上仍有不小差距，比如对于资本工具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和利用等。在现行的大型跨国并购中，并购模式、并购手段和支付方式逐渐多样化，换股、增持、稀释、剥离等资本处置行为和权证等资本工具的使用，使得并购成本很难准确把握。在并购过程中，复杂的合同条款和程序细节彰显了中国企业谈判技巧的缺失，特别是在有强势竞购者介入时，中国石油企业往往会失去主动权，导致交易失败或因支付过高溢价蒙受经济损失。另外，由于油气资源的获取比较容易受到国家利益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如何保证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国有企业按照产业接纳的方式行动，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是中国石油企业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并购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当今世界70%的企业并购后未能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而且70%的并购失败直接或间接起因于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因国家制度和企业文化的差异，并购双方通常在管理风格、企业机制、薪酬与评价制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冲突与矛盾。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使得国企管理层不会因决策错误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中国石油企业在全球战略经验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冒进，导致海外资产与国内资产的协同效应低下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