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气东输一线投产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启天然气时代。为了将清洁、经济的天然气被用于更多的领域，社会有舆论导向和市场空间，政府有依靠基础建设改善能源结构和环境质量的政绩冲动，投资者和资本有逐利的渴求。

　　然而这 10年来，无序、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引发了城镇对气体能源的渴求在极速膨胀，整个行业“大干快上”，积累了不少数安全“欠账”。

　　早期投资的管道设施日渐陈旧老化，加上早前落后的规划布局、管理理念和技术水平，都成为了事故的系统性隐患。而曾经困扰燃气行业稳定发展的“气荒”在局部从来没有遁迹过，且有随时大面积卷土重来的隐忧，气源已经上升为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的层面，但至今尚未形成国家层面的、系统的天然气战略，没有气源采购和价格谈判的话语权，饱受国际市场的“刁难”，而上、中、下游的各自为政，使得从业者和相关方对行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都产生了焦虑。

　　一个潜在风险的就是，虽然大量的工程都是按照建设程序来实施的，但由于大量的工程进入运营期不久，外部条件影响相对较小，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一旦某个风险点被激发带来“蝴蝶效应”，公共安全压力将削减燃气行业的潜在效益。

　　“安全”是燃气资产的最重要属性，是资产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既来自管道设施的投资资本，更来自于管理的效用。城镇燃气安全问题需要正视并加以解决，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国家层面应做好上、中、下游的长期规划和设计，加大力度引进国外天然气资源，加快建设天然气输配系统的建设，逐步互联互通，形成全国输配系统“一张网”，适时推出输配系统的一体化；下游市场则主要提高管理和技术投入，从公共安全保障的角度在微观层面提高城镇供应体系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而省、市、县等各级地方政府也应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对当地燃气供应安全作出充分的调研和储备。

　　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不少城镇燃气市场完全是从无到有，很多地区没有相关人才储备，也没有成熟的监管经验和体系，政府监管短时间内无法系统化和专业化。此种情况也给投资资本（公司）心存侥幸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

　　笔者建议，地方政府应当通过调研、借鉴等方式尽快建立适合本地城镇燃气监管的体系或模式，强化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同时各相关政府部门如安全、质监、物价等应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实施专业化的监管；还可以借助咨询机构的力量，前期可以委托其开展监管的调研，提出监管的体系建设、长期策略和具体措施。

　　鉴于城镇燃气安全的重要性，可尝试将安全业绩作为燃气运营商准入和退出当地特许经营市场的“一票否决”，同时也破除“唯资本、唯资源”的行业怪圈，从而增大燃气运营商在安全方面的增加投入的压力和动力。

　　其次，由于燃气行业的改革相对电力、水等公用事业行业较为开放，原有的地方国企或重组或被兼并，新旧体系、人员处于较为波动的时期，特别是投资资本（公司）在燃气行业收益率较低、回报周期较长的客观情况追求短期效益，对安全管理的重视不足、建设有所放松，或投入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新的燃气运营商运行管理经验不足和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不足，这一点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表现得很明显。

　　对燃气运营商而言，必须从保障行业健康、平稳发展的高度认识安全管理工作。首先，在投入上保障，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以及人力资源。在安全管理方面配置应综合素质和能力较强的人力，同时加强生产运行管理、操作人员的培养。其次，强化安全管理体系建设，责任体系、组织架构、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安全执行力，若不能有效执行，安全隐患将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事故。

　　最后，在公共认知方面，当管道燃气作为新鲜事物走近公众，政府相关部门和燃气运营商是否投入足够的力量对进行宣传教育，公众是否掌握了必要安全知识和技能，正确地应对一些紧急情况，值得重视。

　　笔者认为，使公众掌握行业安全方面基本认知，既能够降低运行管理成本，同时也能够减少燃气对城市安全的影响系数。政府部门和燃气运营商应该认识到，每一个终端用户都是安全管理的重要对象。而要提高公众认知，最主要推手就是政府及相关部门，燃气运营商则应是主要配合者。

　　城镇燃气事关公共安全的大局，政府和企业都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参与其中，相互协调和合作，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城镇燃气安全管理体系，行业才能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