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明确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将混合所有制提高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这在党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在新一轮改革中必是重头文章。当民营经济逐步崛起后，民企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理应受到重视，适时调整民资、国资之间的生产关系，以适应新形式下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具有深远意义，尤其是在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油气行业。
　　在中国石油市场上，由于受特定的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国资的发展对民资存在着很明显的“挤岀效应”，这在历史上已屡次发生。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民营资本发展的如火如荼；1998年，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石化集团成立，市场迅速就冰火逆转；1999年，国办一纸清理整顿民营炼厂的“38号文”，就让国资不战而胜，民营资本几乎全被挤出炼化市场。
　　在这样的“挤出效应”之下，“国进”就意味着“民退”；反过来，只有“国退”才会有“民进”发展的空间。而混合所有制，试图将民营资本引入国有经济自我封闭的运营体系内，“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语），是政府高层期望通过制度安排来化解民资、国资“挤出因境”的一次尝试。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待混合所有制改革，这远不是国企缺钱、要吸引点民营资本来救急这么简单的事情。混合所有制改革，事关体量庞大却僵化严重的国资能否重换生机，事关少了政策“奶妈”呵护后国企能否拥有竞争力，引入民营资本那紧随市场跳动的鲜活热血，这才是国资主动退出的最重要目的和最大价值。
　　石油央企看似利润丰厚，凶猛的赚钱能力被社会封为“赚钱机器”。但实际上，两桶油近几年的经营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依靠庞大资产规模支撑的盈利能力，正在逐年下降。通过梳理年报数据可以发现，两大石油央企的营业收入平均毛利率，己从2009年的20%下降至2013年的11%左右；同期，平均收入增长幅度下降尤其强烈，从2009年的21%急挫到2013年的1.4%。
　　两大石油央企之所以还能维持一定的毛利增长，主要是依靠近几年大幅度压缩经营成本。数据还显示，两石油央企年成本平均增长幅度从一度高达50%的高增长水平上，压缩到2013年的增长幅度仅有4%的极低水平。
　　两大石油央企以继续压成本保而保利润的空间己经基本没有，今后几年，如果两大石油央企不能在经营收入方面止跌向上，两大石油央企的经营毛利可能会进一步下滑。仅依靠自身封闭的运营体系，石油央企基本难以突破这一困境，必须从社会上吸纳更活跃的经营体系，增強自身经营活力而提振经营业绩。说的形象一点，石油央企是需要“换血”以求“重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石油经济虽处在“夹缝”之中，但也己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初步统计，民营油企拥有4万多座加油站，大约占全国加油站总数的45%；大约有400多家具有油库、专用铁路、码头等基本储运设施的民营批发企业，几乎占全国具备石油储运设施批发企业总数的50%；民营炼厂拥有大约1亿吨原油加工能力，占全国总炼油能力的18%左右。
　　在这轮混合制推进中，如果民企石油企业能够实现与央企业务互补、共同经营，成为混合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充满活力的经营单元，这对于中国能源行业的改革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可以为央企开拓更广阔的经营空间，也能激活民营石油群体因缺油源、缺政策而荒废的市场能力，这种业务互补共同经营的混合制方式，可以少谈钱也办成事。
　　在混合制改革中，找到各种资本形式的共同利益契合点，是混合制经济能够长久运营、健康发展的基础。在当前石油央企所披露的混合制方案中，多以资本合作或以融资形式为着眼点，这种“重资本”的合作模式，其实并不适合大多数民企石油企业的加入。很虽然，大多数民企不具备资金方面的优势，没有哪个民营油企是比央企更有钱的。对于这样试图“圈钱”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偏颇，需要及早做出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