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研究路径上看，跨学科研究是一大趋势。众所周知，气候变化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环境、法律等多领域、多学科和跨国界的综合性全球问题，它不仅具有环境意义，还具有经济、政治和国际战略意义。美国学界最初对气候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国际关系学者主要从政治学角度对国家气候政策及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进行研究;经济学者主要局限于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能源、贸易问题研究;而社会学者则倾向于从道德、伦理的视角来审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责任和权利问题。但是随着近年美国学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深入，集各学科领域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趋势。例如，由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新安全研究中心(CNAS)于2007年11月联合发布的《后果纷扰的年代：全球气候变化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含义》报告，撰写者涵盖了大气科学家、外交人士、政治科学学者、海洋学家、历史学家和国际安全专家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些研究成果不乏对美国气候政策的反思和批判，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美国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这一点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气候变化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源于不同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量、产品碳含量标准等方面的不同界定，特别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经济转型国家的出口商恐怕将无法满足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含量”要求。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6月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就规定，在2012年以后，如果进口产品产地的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美国同行业的排放量，则总统有权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显而易见，美国的这项政策实际上是打着保护气候的幌子，搞“碳贸易保护主义”或“碳贸易歧视主义”，其目的是将“碳关税”作为打击发展中国家贸易的一个工具，以此争夺低碳经济的国际话语权。因此，针对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学者不能避重就轻，而是要对这一政策所引发的潜在后果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就如何帮助美国远离贸易保护主义提出有效的建议。

　　总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无论是从广度来看还是就深度而言，其研究水准都处于国际前沿位置。中国学者在气候变化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与美国同行尚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考察美国学界在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现状，对于推进国内的气候变化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